“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强调“人治”为主，“法治”为辅，是王船山在治国路线上提出的根本思想之一。历史上，儒家、法家、道家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主张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儒家抬高“人治”的地位，把“法治”视为“人治”的从属物；法家强调“一断于法”，轻视“人治”的作用；道家则既反对儒家，更反对法家，主张“无治”或“无君”（鲍敬言）。王船山主要是继承儒家思想，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人治”为主。他说：“治惟其人，不惟其法”（注：《读通鉴论》卷二十。），“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注：《读通鉴论》卷十九。），反对“一断于法”。他还分析指出：之所以必须坚持“人治”为主，不仅是在于任何“法”都由人制定，因而必须先有“治人”，然后才有“治法”；而且还在于任何法的完善都是相对的，都有简单、统一的局限，因而需要依靠“人”根据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去灵活掌握，具体执行。否则，如果只知一味地机械地按法办事，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一刀切”，“等天下而理之，均难易而责之，齐险易凶丰而限之”，就会造成本来是一些可以有所作为的事，因为受“法”的限制而不敢做，“可为也惮于为”，而另一些按实际情况不能做或不应做的事，却因“法”的规定而勉强去做，以应付上级的要求，
“强为涂饰以应上之所求”（注：《读通鉴论》卷十。），终于招致天下纷乱，人心不安。然而，王船山突出“人治”的地位，并不否定“法治”的作用，相反，他在批评法家“一断于法”观点的同时，又认真吸取法家思想中重视“法治”的积极因素，明确指出：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作为治国的辅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注：《读通鉴论》卷十。）在论述“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基础上，王船山分别论述了搞好“人治”与搞好“法治”必须把握的主要关键。强调指出，人君要搞好“人治”，必须亲贤远佞；必须善于纳谏；最主要的还是要“求诸己”。所谓“求诸己”，一方面是指人君与大臣应加强学习与修养，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另方面则是指人君和大臣在思考问题时，应着重“求之心，求之身”（注：《宋论》。），即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而不“舍己而求诸人”，放弃对自己的反思和约束，对吏民提出种种苛求；出了问题不是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人家，而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论述“人治”之要的同时，王船
山又论述了“法治”之要。指出“法治”之要有二：一是立法从简。只有实行这样的简法，吏民们才比较容易掌握，容易遵守，也容易做到法治普及。二是执法要从“公”、从“情”。首先是从“公”。执法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决不可因收受贿赂而贪赃枉法，也不可凭个人爱憎而任意断刑。其次是要从“情”。“情”者实也。即要求执法者在量刑时既要坚持法的规定，又要考虑实际情况，使量刑能做到“原情定罪，而罪有差等；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注：《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庶几可以避免判刑畸重畸轻，更不致有冤案和错案。
德教为主，刑罚为辅。
德教与刑罚，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所运用的两个基本手段。儒家重“人治”，所以强调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法家讲“一断于法”，所以特别突出刑罚的作用。王船山依归儒家正统，自然突出德教在治国中的主导作用。他说：“先王之政，纪于《尚书》，歌于《雅颂》，论定于孔孟，王者所宜取法，儒者所宜讲习，无得而或欺，无得而自欺者也。”（注：《读通鉴论》卷十八。）他认为“先王之政”的核心和精髓就是重德教。“今曰‘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则固指教而言矣”（注：《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王船山强调德教为主，并不否认刑罚的辅助作用。他说：“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礼也。礼之既设，其小人恒佚于礼之外，则辅礼以刑。”（注：《尚书引义》卷一。）但是，他强调指出，即使运用刑罚，也须以德教为依归，或者说，刑罚是进行德教的一种特殊手段。“人君操刑赏以御下，非但其权也，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王船山认为，坚持以德教为主，这是可能的。因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诚明”亦即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善良本性，只是由于受到后天“习”的污染，才产生种种不善行为，因此，只要坚持德教，便有可能使他们恢复善的本性，改恶从善，成为
好人。这也就是王船山说的，“教能止恶而诚明不倚于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合天也”。德教不仅是有效的、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在王船山看来，人不可能事事生而知之，特别是从知识的全体和大用来说，更必须学而知之。只有通过学习和受教育，才能恢复、控制或宏扬人的善的本性，抵制外界种种恶习的污染。在王船山看来，德教的基本内容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对于不同的对象则须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对于被统治者即广大庶民百姓来说，主要依靠风化之教。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注：《论语》。），就是讲“风化”之教。王船山阐发孔子的思想，指出风化之教的特点和实质就是统治者们——君子“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注：《四书训义》卷六。），以自己的表率行动去带动、感化被统治者。而对统治者——君子则必须行“庠序”之教，要“谨吾庠序以乐育其俊秀”（注：《四书训义》卷二十五。），“庠序”之教的特点是通过学校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使人们对于敬长、孝亲、忠君、劝善等等，懂得其“所以然之理与所必饰之文”（注：《四书训义》卷二十五。），以提高理论水平和自我修养的能力。王船山强调指出，“庠序”之教决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与道德修养，即改造主观世界的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其具体途径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养民与治吏是历代统治者在行政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历史上，儒、法、道三家，各从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出发，对养民与治吏提出不同的主张和方针。儒家主张“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法家主张治吏严，养民也严；道家则主张养民宽，治吏也宽。王船山是崇奉儒家方针的，并对之作了重要的阐发。首先，王船山以唯物主义理气观和理势观阐发了传统儒家“即民见天”的重民思想。指出：人们平日所谓的“理”，并非理学家们所讲的神秘的“天理”，而是自然界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理的表现形式是“势”，“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船山指出，儒家讲“即民见天”，实际上这“天”就是理与势的统一。“孟子于此看得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由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势”，通常是通过“民情”和“民心”表现出来，所以要把握理势统一的“天”，就必须从了解“民情”、“民心”入手。而王船山思想的深刻处就在于，他在以唯物主义理气观和理势观阐发儒家“即民见天”思想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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