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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情人奈莉·特南
克莱尔·汤玛琳《狄更斯传》书影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生创造了几百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他本人也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一百多年来吸引着福斯特(John Forster，狄更斯好友)、文学批评家豪斯(Humphrey House)、约翰逊(Edgar Johnson)，以及传记作家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卡普兰(Fred Kaplan)等人为其作传。而为了迎接最新一年狄更斯诞辰200周年，近两年新的狄更斯传记也相继问世，比较突出的是由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Slater)最新一年出版的《狄更斯之文字人生》(Charles Dickens: A Life Defined by Writings)以及克莱尔·汤玛琳(Claire Tomalin)于最新一年出版的《狄更斯传》(Charles Dickens: A Life)。
狄更斯于1812年2月7日生于朴茨茅斯，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纪实文学、儿童读物，并亲自创办了两个文学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和《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并任主编。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社会边缘人群，亲自参与了许多福利工作。他一生痴迷于戏剧，熟读莎士比亚，不断组织或参加戏剧演出活动，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内在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燃烧着自身的能量。他虽不像有些小说家比如萨克雷或布沃-利顿一样接受过相对完整的教育，但却对文学有超强的领悟力。他不曾像乔治·艾略特那样深入阅读哲学作品，但凭着直觉却能洞察最深刻的思想。面对狄更斯这样有着曲折经历和庞杂细节的复杂人物，如何寻找切入点，历来是传记作者的难题。初读汤玛琳的作品，我感觉她着重刻画狄更斯的内心世界，试图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小说文本之间寻找结合点。由于父母持家无方，家境窘迫，狄更斯童年便立志要摆脱贫穷，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殷实的生活。因其母亲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主动把狄更斯送回他本已摆脱的黑鞋油作坊，狄更斯始终不能释怀，并一再反映在他日后的小说中。汤玛琳又告诉我们，狄更斯对伦敦街道的热爱、对伦敦市井的关注，其实是他巨大的好奇心的投射：“他总是在看着什么，倾听什么，对伦敦生活中的一切悲、喜、荒唐和无奈作出反应。这些点滴的观察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源泉。”
这部传记正文只有区区420页，作者下笔犀利，叙事流畅。和以往动辄上千页的传记相比，汤玛琳能够做到在这样的篇幅中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狄更斯，的确功夫不浅。但控制篇幅并不意味着减小研究量，作者尽责地做了写传记的必修“功课”。从书后将近八十页的注释可以看出，她花了大量的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和参考前人研究著作：12卷本的狄更斯书信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自1965年至最新一年陆续出齐)和狄更斯在世时“钦定”的传记作家福斯特的两卷本《狄更斯的一生》(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是作者研究的起点;狄更斯故居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研究机构也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从“致谢”中我们得知，作者为了搞清楚狄更斯曾一度感兴趣的“催眠疗法”(Mesmerism)，特别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甚至，为了搞清楚狄更斯的身体状况，作者还把历史资料上记载的相关症状作了汇总，请教了医学家，帮助她给狄更斯做出“诊断”。
但是，如此丰富的内容压缩在400页中，的确令人感到有些仓促，有时甚至有“流水账”之嫌。也许汤玛琳把这部传记定位为较为通俗的读物，所以不似以前的有些“评传”(Critical Biography，比如Edgar Johnson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狄更斯传记就属于此类)，并没有过多地着力于小说的分析。很多地方作者虽敏锐地点出了文本细节的要义，却没有进一步加以阐释，令人感觉颇为遗憾。比如她在介绍《荒凉山庄》时就特别指出狄更斯是在用诗人的眼光来解读伦敦。她说，“狄更斯是一位诗人，描绘黑暗邪恶与善和美对他来说同样是享受。他的场景常常有着莎士比亚的气度，比如福莱特小姐，她的疯癫其实宣告着真理，她把鸟儿关在笼子里养着，给它们取名为希望、欢乐、青春、毁灭、失望与疯狂。”三言两语，就把读者带入了《荒凉山庄》的世界，展示了作品中最有诗意的场景之一。可惜，她没有过多地停留，便转向了别的话题。我真希望汤玛琳能够不惜笔墨地谈论狄更斯为什么是一位“诗人”，为什么不简单是我们常泛泛而谈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实凡是仔细读过狄更斯作品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大于生活原型，但是有些看似夸张和歪曲的形象其实反映的是更为真实的世界。许多人物似乎都有标志性的语言，就像瓦格纳乐剧中的主导动机(leitmotif)或者《荷马史诗》中反复出现的表现人物特征的词组(Homeric Epithet)。但是这些标志性语言并没有把人物“压缩”成寓言中的单一形象，而是直指人物的核心气质，使之跃然纸上。这一切都和我们泛泛而谈的狄更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相去甚远。其实即使在现实主义到达顶峰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也从来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被动记录，因为绝对的客观在哲学史上早已成为幻影。英国19世纪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认定“诗人”是当今世界的英雄，是他们向人们揭示着宇宙间充满神性的秘密。狄更斯亦如此，他看着眼前的伦敦，平常人也在看伦敦，但他看到的伦敦却承载着他对人性、真理和信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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