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教科书采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为叙述的核心是有问题的，要命就在于，它同“从城市转入农村”这一道路的论述打起了架。那么，为什么教科书要以“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为叙述核心呢?它毕竟强调了红色政权的地理特征，对比“从城市转入农村”，这是它的优势所在。但这仅是肤浅的认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为大革命从转入低潮到革命的初步复兴中中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因为此，才得出了那个我们都熟悉不过的表述，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至此，我们不能不再考虑是否需要将中国革命道路同俄国革命道路进行比较的问题。
由此，教科书不妨将“从城市转入农村”作为叙述主线;在“八七会议”的局限性上着一些墨;降低一些“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难度，突出其贴近中国国情、对比俄国革命道路的特征，凸显其自主、创造性;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可以再删除一些小字部分的内容。如此，原来的四目不妨适度改造为“武装斗争和攻打城市的失败”、“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或井冈山的星火)”和“从城市转入农村”。
4.教学重点处理意见
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从城市转入农村。需要说明的是，本课的理论性较强，但在教学处理中，理论味道不宜过浓。
5.史学研究分析
田子渝、曾成贵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王桧林的《中国现代史(上)》、《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等可为研究的基本参考书目。
其中，《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是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但这一专著的缺陷在于基本没有西方研究的介绍。
《中国现代史(上)》可作为教参的扩展阅读材料。
就党史研究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毕竟是一部理论性强、逻辑清晰的著作，这在前面教科书分析部分已经提到了。
《近代中国史纲》在论述中共这一时期的革命时要比当下一些“学者”之著述客观许多，同时它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内部消耗对于中共的重新崛起，这一视角其实不应被忽略。
《剑桥中华民国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使我们了解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尤其是前者，利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来撰述历史的方式，这一思路值得称道。但在大陆，这一点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
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下面一段话：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整体研究较薄弱。各根据地虽都已有根据地史、资料集，但农村革命根据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专著还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农村根据地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重要部分，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另外各根据地之间的横向联系、比较，及各根据地与中央、省委的纵向关系，以及与以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都应加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还应当开拓新的领域。目前已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专著、论文、回忆录，大都是研究和论述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等方面内容，对根据地的经济史、文化教育史、群众心理等方面研究还很薄弱，即使在政治斗争领域，也还行许多方面如政权建设、司法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等等方面，需要深入研究。应当看到，只有通过对根据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才能对它的历史有全面的认识和比较切合实际的论述，才能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才能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其实还远谈不上真正的理解……
6.放宽历史的视野：农民问题
“从城市转入农村”，意味着中共对于国情的再认识。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也是泱泱五千年农业文明为主导的大国。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没能解决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更何需谈“后”工业文明!)的转换。关注、同情，进而能想办法解决农民问题，是学生应有的情感归宿。
中共建国前对农民的发动、领导，出发是为农民群众的解放。这带来了建国后一段时间对以农民起义为主的下层民众反抗精神和实践的赞美与歌颂，这种歌颂和赞美从一开始就不正常，最终走向了极端。出于反弹与清算，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中共的策略是基于“民粹主义”，这一主义是值得质疑的，如此尚能称得上是学术不同观点的争鸣，但一些观点的倾向是以“民粹主义”为旗号简单否定中共的策略。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的出现，又导致一些人判断建国后农民是国家最大的牺牲者，进而对中共在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的革命策略之真诚发生了怀疑。如此表现，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多么适合描述一部分国人心态的写照……
或许，《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一段话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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